冉先生一方面责备官方通过图书馆愚民，另一方面又责备图书馆服务不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愚民这件事，图书馆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在整个愚民链中，图书馆其实处于末端，冉先生恐怕应该知道这个事实。愚民链中哪一链最重要？冉先生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官方要愚民图书馆服务态度不好，不是抵消了官方的愚民？冉先生应该鼓掌才是，怎么反而指责有加呢？打个比方吧，奶粉有毒，经销商拼命推销，不是扩大了毒害面？反过来，经销商都是老弱病残，推销不力客观上不是减轻了毒奶粉的毒害？冉先生应该想明白吧？每次冉先生的宏论出来，总有许多愚民跟着瞎起哄骂图书馆，唯恐吃不到毒奶粉。冉先生，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不是在美国香港，而是在纳粹德国、苏联。朝鲜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也很好。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可谓飞跃发展，详见Public Libraries in Nazi Germany， 作者：Margaret F. Stieg一书。为什么纳粹如此重视公共图书馆？因为此时的公共图书馆是纳粹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冉先生，如果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信息的公开，公共图书馆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越好越不好，只有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才有价值。冉先生明白?

]]> 6813453@http://rainzen.bokee.com/ 图书馆学乱弹 2008-10-05T19:28:47Z http://rainzen.bokee.com/6810345.html

• 知识组织系统（KOS）描述框架

    知识组织系统是“各种用来组织信息和增进知识管理水平的方案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词表、分类法等等传统信息组织技术，也包括了诸如语体网络、本体等现代信息和知识组织技术。(Hodge, 2000)

    知识组织系统可以看成是传统信息检索语言的发展，传统信息检索语言主要功能为标引者和检索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一个共同的表达语言。我们知道，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得基本原理是将用户的提问和储存在系统中的文献进行匹配（match），并将符合用户提问的文献提取出来，为了实现用户提问内容和文献内容之间的匹配过程，人们必须为这两者建立一个共同的词汇，(Chowdhury, 2004) 这就是传统的信息检索语言。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信息管理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机器，如计算机系统越来越成为人们信息检索的工具，成为人们和信息资源沟通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检索是一个人机交互的过程，这就要求机器能够理解人的信息表法，无论是人的信息需求的表达还是人对信息资源描述的表达。这就催生了新的信息组织技术–知识组织系统（KOS）。

    和传统技术的本质区别在于，知识组织系统（ KOS）是一种机器可理解的系统，也就是说，知识组织系统是可以被计算机系统所识别、读取和理解。它的核心在于构建概念（知识）属性的形式化描述框架以满足基于及其理解的信息处理和知识管理的功能需求并实现不同系统之间不同层面上的互操作。

    从现有的系统看，一个知识系统的形式化描述框架应该由四个层次组成：

• 逻辑层（logic layer）；
• 结构层(structure layer)；
• 语义层(semantic layer)和
• 句法层(syntax layer )。

    这四个层次担当不同的功能，逻辑层是机器理解和推理的基础；结构层是知识描述的基本框架；语义层用来实现语义标识，而句法层实现表达。

• 知识系统的概念模型

    在上述四层结构框架中，结构层是一个知识组织系统的概念模型，这个概念模型描述了知识系统的基本特征并确定了知识处理原型。知识组织系统的结构层

• 给出了知识单元的形式化定义；
• 阐释了知识单元的基本形态、类型和值域；
• 确定了知识单元的逻辑环境；
•  规定了知识系统的基本运算规则。

    一般说来，具体的知识系统的概念模型是不尽相同的，它的模型构建取决于具体知识系统的功能需求，如分类法和叙词表的功能需求不尽相同，其概念模型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无论具体的知识系统的功能需求有怎样的差别，他们总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就是说，知识系统总是有基本的普遍的功能需求。兰凯斯特总结了词汇控制的两个基本目标：描述的一致性和检索的完整性。（Lancaster, 1986）也可以被看成现代知识系统的基本功能需求。

    为了实现描述的一致性和检索的完整性，我们可以为知识系统建立一个普遍的知识结构原型，这个原型基于如4个假设：

• 知识的基本单元是概念（Concept）及其相互逻辑关系(Relationship)；
• 每个概念具有明确的含义，可以用唯一的标识指示出来；
• 概念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体系用确定的符号表达出来，所有用来确定表达一个概念的符号被称之为词（Term）；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词间关系表达出来（Relations）。所以知识可以通过词及其关系表达出来；
• 表达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体系和符号集被称为词汇（Vocabulary）。

以上4个基本假设是实现一个知识系统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尤其当概念通过自然语言来表达时，概念的表达更是具有纷繁杂的多样性。知识系统中的词（Term）和自然语言中的词（Words）之间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对多关系。知识系统就是通过建立Term和Words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实现表达的一致性，从而实现词汇控制（Vocabulary control）。

 参考文献：

Chowdhury, G. G. (2004). Introduction to modern information retrieval. (2nd ed.). London: Facet.

Hodge, G. (2000). System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or Digital Libraries : Beyond Traditional Authority Files. Retrieved September 25, 2008, from http://www.clir.org/pubs/reports/pub91/contents.html

Lancaster, F. W. (1986). Vocabulary control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2nd ed.). Arlington, VA: Information Resources.

铁冰兄是圈外人，不要轻易介入图林事务，以前一位冉云飞的作家侵入图林，图林也把他培养成图书馆学家，铁冰兄难道也想成为图书馆学家不成？老僧其实也非图林人士，侵入图林最后落得个“流氓”称号，足见图林这潭子水是趟不得的。

和铁冰兄争论时一件愉快的事情，（继续蹈地颂之）对于雨僧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思想体操，其间最有趣的是关于科学定理的讨论，铁冰兄至今还未说服我，当时雨僧忙于系统的可用性测评，讨论科学哲学这类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太费脑筋，所以挂了个免战牌，留待以后再向铁冰兄请教。

和铁冰兄的论战同时也帮助雨僧重新思考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铁冰兄的一个留言让雨僧彻底开窍，技术救图的图，已经不是原来的图书馆了。这是一张很薄的纸，让铁冰兄捅破了。雨僧一直对信息组织和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有浓厚的兴趣，也一直想把图书馆纳入II中思考，相信只有将图书馆纳入新的II，图书馆才会有希望。铁冰兄的这个留言提醒了雨僧，如果将图书馆纳入新的II，图书馆就不是原来的图书馆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负老图书馆这个包袱？铁冰兄帮我解了这个结，请铁冰兄接受雨僧的谢拜。

雨僧是个老图书馆员，思维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图书馆怪圈，只有和铁冰这样的圈外人争论，才会有新的收获，这才是争论的乐趣、思考的乐趣。

论战结束了，老僧虽然落了个流氓称号，但还是满载而归，铁冰兄也应该回到他的植物病理学中去了，让我们就此握手言别，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战。

临别前雨僧有两件事想作一解释：用户永远错误论是一个戏言，和用户永远正确论一样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原点。我更喜欢表述为“用户中心原则”。用户永远正确和错误这样的判断，其最不科学之处不在其逻辑，而在“永远”两字，科学研究理论会下“永远”这个绝对化的判断吗？

第二件事是关于争论的言语，在争论中铁冰兄用了很多非中性词语，影响了争论的客观性，铁冰兄可能以为这无关紧要，但真正的学术讨论，语气也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学术文章中，一般常用This paper argue三 这样的语气讨论文问，而不会用“无知”这样的语气。年轻人喜欢绝对，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真心希望铁冰兄成熟起来，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偏激会让你的才华打折扣的。当然，雨僧在争论中用词也很激烈，这里向铁冰兄和其他读过雨僧博文的人说声抱歉。

最后祝铁冰兄在植物病理研究方面做出更大成就，早日获诺贝尔奖。

]]> 6786630@http://rainzen.bokee.com/ 图书馆学乱弹 2008-08-23T16:41:23Z http://rainzen.bokee.com/6771874.html     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大国崛起》，展示了世界上九个强国的崛起过程。这部获得好评的电视剧传递的讯息却是误导性的。真正的大国崛起绝不是强兵黩武，相反，任何依靠强权的确起都是短暂的。今年年初，一位北京的电视播音员告诉我们，中国只有在能够输出价值观时才真正成为大国。这句很简简单单的话却道出了大国崛起的真正途径。文化才是支撑大国崛起的最个根本的武器。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被广泛接受，她才能够真正崛起成为大国，如英国、美国都是这个崛起规律的实例。中国要成为崛起的大国，显然也只能通过向世界贡献智慧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图书馆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起到十分独特的作用，尤其在文化输出方面，图书馆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例如，美国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图书馆做出了非常耐人寻味贡献。1942年作为罗斯福总统“好邻居”计划的一部分，第一家美国海外图书馆在墨西哥城开馆，随后几年，美国海外图书馆相继在英国、尼加拉瓜、印度、乌拉圭和新西兰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在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和英国、法国的主要城市开设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同时在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也开设了美国海外图书馆。二战以后，美国的海外图书馆大约有180多家，分布在世界很多地方。海外图书馆成为战后文化马歇尔计划--“把美国的故事告诉世界”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天，如果以当代的国际地缘政治为坐标，我们回顾这个庞大的海外图书馆计划会有很多启发。

    美国的海外图书馆计划对于美国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这个项目是一个特例，但是图书馆在加深世界各国人们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国际合作项目成为国际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一个国家而言，图书馆事业的海外合作，能够有效地向世界展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进步，一直是一个国家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载体之一。尤其是伴随着经济的腾飞，海外图书馆合作项目成为新发展国家提高其文化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日本、韩国和中华民国的经济腾飞后，都开展过大规模的海外图书馆交流合作计划，如日本基金会、韩国基金会和中华民国的国家中心图书馆都有制度化的海外图书馆赠书项目，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据我所知，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项目是中国较早的制度化的海外赠书计划，上海可以说是开了时代的先风、伴随着中国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应该有向世界完整展示自己的胸怀和勇气。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虽然我们的文明在明朝时被一个要饭花子搞得走下坡路了，虽然我们还在苦苦寻找文化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自信告诉世界一个真实、完整的中国故事，并通过讲述这个中国故事，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展贡献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上海之窗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

    收到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的赠书，满满十大箱。兴奋！写下上述个人感想和图书馆同仁共勉。

    数字化的大浪席卷了图书馆的传统研究领域，使之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研究对象涌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数字化资源不是传统信息资源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所有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使得传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在数字化信息资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新的信息资源环境正在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引起图书馆学的革命。

    2） 即便是传统的信息资源，在新的信息资源环境中也呈现出很多新的问题，如传统信息资源怎样融合到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中去 ？传统资源如何和数字化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体系？等等。这些问题挑战着传统图书馆学研究。

    3） 传统图书馆学研究所熟悉得的理论、方法、经验怎样实现转型，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而注入新鲜血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继承传统理论、方法和经验的精髓，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中，贡献我们的知识、智慧和经验。

    总之我们正在辞旧迎新，既面临创新的挑战也面临继承的挑战。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更是一个让人激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无数失败的探索，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向胜利冲锋，都是值得褒扬，并无愧于我们奉献的尊敬、掌声和鲜花。

    这篇博文是质疑数字目录学的，但质疑并不意味着想贬低从事数字目录学研究者的艰苦努力，而相反，正是出于对这些探索的崇高敬意，才让我不得不坦诚地提出质疑。此外，任何质疑也是一家之言，也欢迎大家反驳。只有批评与反驳才能推动我们的学术发展。是为绪言。

    数字目录学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语，据雨僧有限的检索，发现最早以数字目录学为标题的论文出现于2005年：柯平先生的大作：《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柯平, 2005)（以下简称A文），2007年柯先生和曾伟忠先生发表《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 (柯平; 曾伟忠, 2007)（以下简称B文）对数字目录学作了进一部阐述。雨僧对数字目录学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这两篇文章。这两篇大作是不容易读懂并准确理解的。文章的信息量非常大，有大量的名词术语缩写，并用了很多实例。如果不搞清这些术语，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两篇文章的。然而，一旦搞清了这些名词术语和实例，疑问也随之而来了。

疑问之一：什么是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上述两篇文章试图清晰地给出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数字目录是什么？不幸的是，这两篇文章洋洋几千言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B文中，数字目录学被划分成两大类型：面向数字书目控制的数字目录学和面向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作者并没有清晰地描绘出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甚至可以说他们的逻辑框架是非常模糊的。按照作者的基本观点，数字目录学主要是针对数字资源，但是讨论的内容却还是以传统实体编目技术为主。无论FRBR 也好，MARC也好，都是以实体资源为模型的。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处理技术，也是主要适用于实体资源的。那些以实体资源为模型的面目技术能否适用于数字资源，一直在争议中。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些技术在处理数字资源方面，并不十分成功。举例说来，OCLC在1993年曾经启动了一个叫InterCAT (OCLC, InterCAT project, 2003)项目，准备为互联网编目，这个项目到1996年结束，当时形成了一个叫NetFirst的数据库，但这个项目并不十分成功。1998年，OCLC又启动了 CORC（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 (OCLC, Archived projects, 2003)这个项目2002年也合并到它的日常编目项目中去了。

    OCLC的这两个为互联网编目的项目之所以不成功，就是采用了传统的图书馆工具为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资源编目，描述静态资源的工具显然不能适应动态的资源。早在1998年，Roy Tennant 就撰文指出，the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the wrong metaphor (Tennant, 1998)。 所以，数字目录学继续用传统图书馆的技术、模型和思维方法来讨论数字资源，显然是无力甚至是无用的。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图书馆卡片目录来为数字资源编目，还是不是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吗？按照数字目录学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这显然有违数字目录学的初衷。B文中提及的另外一些技术，如网络化分类控制、智能化检索控制、自动化文摘控制，且不说这些术语是怪怪的，而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还是以传统文献资源为主体的。特别是所谓网络化分类控制所举的实例基本上都是传统图书馆编目的辅助工具，将分类法放到网上，以便图书馆员查询，不需要再一页一页地翻纸本分类法。这和数字资源几乎没啥关系，更谈不上对数字资源进行分类控制。

    数字目录学结构上的模糊，源自对目录结构本身的模糊认识。一个目录大体会包含四个基本层次，功能层次、对象层次、组织结构和载体层，其中组织结构又包括逻辑层、描述层和表达层。在数字目录学的阐述中，这些层次都混在一起如同一团江湖。如B文关于国家书目的阐述，国家书目的数字化主要发生在组织结构和载体层，原先的纸本是国家书目数字化成数字格式，从而可以融合到整个数字化信息基础结构中去。虽然，越来越过的电子资源被国家书目收入，但国家书目的对象目前还是传统图书为主，如果数字目录学是以数字资源为对象的，那么国家书目就不是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对象。

    文章指出数字目录“以数字资源编目为基础”，数字资源和传统图书馆资源是截然不同的新兴资源，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编目概念去理解数字资源的组织，显然是典型的新瓶老酒的做法，是没有价值的。

    编目的理念是传统静态资源的组织理念，而对于动态的数字资源，我们不能照搬这个传统理念，数字资源组织核心理念是发现（discovery ）, 而不是编目（Catalogue）。比如搜索引擎就是资源发现为原理的，而不是对数字资源编目。这两种理念的区别在于，发现是针对一个未知空间，你根本不知道数字资源在那里，有多少，是什么样的。而编目是针对一个已知空间，你知道你的资源情况。所以，如果数字目录学还是局限于数字资源编目，历史和未来都证明是没有价值的。目录数字化过程是一个全方位变化的过程，它不仅发生在目录结构的全部层次，包括功能、对象、组织结构和载体，同时也包括逻辑、描述和表达诸框架的重组。这种全方位的变革牵涉到整个信息体制和信息组织范式的革命，不是目录学一家能担当得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目录学可能并不具备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理由。

参考文献：

OCLC. (2003). Archived projects.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Archived projects: http://www.oclc.org/research/projects/archive/default.htm

OCLC. (2003). InterCAT project.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InterCAT [OCLC - Archived projects]: http://www.oclc.org/research/projects/archive/intercat.htm

Tennant, R. (1998).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igital bibliography.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Library Journal: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article/CA156498.html

柯平. (2005). 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图书情报知识(3).

柯平; 曾伟忠. (2007). 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 图书情报知识(5).